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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，是封建政治一道分水岭。这源于它废除丞相，改行“内阁”所决定的。这种畸形的设计，导致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由政治精英，转向了封建官僚。
“政治与官僚”像极了“沃柑与橘子”的关系。干的活一样，结的果很像，本质上不是一个品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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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带有崇高的理想属性，这种理想是一个强烈而宏大的愿景——为什么而生，要干什么事儿，实现什么样的终极抱负。必要时，甚至可以牺牲自我。
官僚没有那么“伟大”，基本遵循一个字“混”。东糊糊，西补补。目的只有两个，一是确保在位时，庙堂不会在自己手里出事。二是确保退位后，不会有人找自己的事。
说得直白一些，政治家是干事的，官僚家是混事的。
明朝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张居正和申时行。
张居正是一位实打实的政治家，在人生最后十年里，雷厉风行推动改革，凭一人之力，把万历一朝推向了全盛。正因为干事，必然会触动一些利益群体。于是，张居正同样无法避免政治家的厄运，死后遭到清算。
张居正一死，明朝的政治精英阶层彻底团灭。由此，进入了封建官僚社会。
在封建官僚这个盘子里，申时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第一座高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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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轮到万历上台时，早已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烂摊子。他爷爷嘉靖帝是何等聪明的人物，15岁登极，跟一伙人精斗法45年，勉强打了一个平手。
到万历“掌勺”时，四十八年间，明朝没有一天安生日子。内有宁夏、播州叛乱，外有倭寇、蒙古挑衅。一茬接一茬，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然而。头二十年，是万历过得最省心的岁月。前十年，有张居正披荆斩棘开路；后八年，有申时行黏黏糊糊给兜底。
这段时间，万历江山谈不上大治，整体没有出现大乱。每一次渡劫，都能平安渡过。
管理学上有一个“白熊效应”——压力越大，反弹越大。
张居正在世时，对外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对内实行“考成法”，他的霸道和工于心计，对包括皇帝、大臣、百姓在内的明朝来说是一个“加压器”，搞得所有人苦不堪言。
皇帝、大臣、后宫、外戚、储君五股势力，如同一群被长期圈养的家犬。等他一死，“收力”瞬间消失，这伙人如同挣脱铁链的“疯狗”，瞬间疯了。
王朝的种种矛盾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反弹。
万历头十年，王朝忙于发展，很多问题没来得及思考，张居正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红利，同样也埋下了大量的矛盾。
万历十一年往后，明朝的主要精力，基本上是放在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上。张居正死后，首辅变成了张四维。张四维十分愚蠢地采取了“清算”的办法去解决问题，搞出了臭名昭著的“倒张运动”，无法收场。
最后，还是申时行上来，才把这个烂摊子给收拾干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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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时行厉害就厉害在，如果不看他的仕途履历，完全感知不到他是一个首辅的存在。
1562年科举入仕→1577年入阁→1584年首辅→1591辞官归乡。入行到入阁用了15年，入阁到首辅用了7年。进步速度，堪称火箭上升。
论辅政时长，他辅政8年，放眼整个明朝，稳稳当当排进前十。（杨士奇21年、严嵩15年、胡广11年、万安10年、张居正10年、夏言6年、徐阶5年、高拱5年）
更要命的是，堂堂帝国“常务副皇帝”，在明朝居然是一个“黑户”。翻烂明代资料和他的私人笔记，除了一份《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登科录》中提到，他爸爸是富商申士章，妈妈是王氏。再没其他任何资料。
仅限于野史记载。嘉靖十四年，富商申士章偶遇尼姑王氏。二人相爱，生下一个孩子。碍于身份限制，孩子进不了申家大院，上不了申氏户口。申士章便把孩子交给朋友——苏州知府徐尚珍收养，起名徐时行。
嘉靖四十一年，徐时行（申时行）二十八岁，进京师会试当晚，徐尚珍告诉他“你不是我亲儿子，是我朋友申士章的孩子，你考取功名后，吏部要是统计家庭成员信息，你记得改回，叫申时行”。
贩夫走卒，尚有姓甚名谁；堂堂宰辅，不知高姓大名。
极度真诚的人往往最可怕。这样的人，任何人拿他没有办法。他用明牌的方式去筛选世界。之所以敢这么干，是因为他明白：真正的力量不是套路和诡计，而是强大的执行和高维度的认知。
申时行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。即使科举成名后，他一面把自己的信息“全部抹掉”。一面在待人接物上，表现出极大的诚意。
进入庙堂后，申时行立刻展示出他高超的官僚技能——真诚。
作为新科状元，想要拉拢他的人不在少数。申时行拒绝了所有的橄榄枝，一心埋头工作，专注于做学问，主动跑去给小奶娃朱翊钧当侍讲。
以至于大伙都认为，朝廷钦点的状元是不是傻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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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时行这种态度，非但不傻，反而是基于对时局清晰的判断。
嘉靖晚年到隆庆一朝，庙堂暗藏汹涌。徐阶、严嵩、高拱这伙人每天都在“擦枪走火”的边缘。
七品升五品，五品变庶民，朝夕之间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
同一届的“官迷”，有人加入徐阶阵营，有人抱住严嵩大腿，有人投入高拱怀抱。结局是死的死、贬的贬、发配的发配。
朝中新人所剩无几后，1573年，朱翊钧摇身一变成了万历，张居正由帝师成了首辅，申时行也迎来了属于他的人生大运。
申时行这一生，干了不少事儿，但似乎又没有干什么事。唯一能让人留下些许印象的是，冷处理“国本之争”。
万历为了心爱的郑贵妃，已经与群臣到了决裂的地步。申时行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——“首鼠两端”。
当着万历的面，他痛骂群臣不懂体恤圣心，极力拥护万历作出的决定。当着群臣的面，他痛斥万历糊涂，摆出一副恪守祖制的正直形象。
在稳住两边后，他以首辅身份化身正义，颁布了一条规定，给群臣画定了两条工作红线。
一是每个人发表朝政见解，仅限于自己分工范围内，不得跨领域随意发表。
二是下属上疏发表意见，各部、司、院、道负责人要亲自把关，“择优”上疏皇帝。
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，听其长择而献之，不得专达。帝甚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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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时行这个方法，堪称一绝。
其实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明朝言官并不是什么大官，基本都是一些无欲无求无畏的“愣头青”芝麻官。这伙人要么是升不上去了，要么天生“愤青”体质，喜欢用“乱咬”的方式，输出内心的情绪价值。
真正的在位者，必然是皇上金口玉言，点名提上来的。他们是真正的文官集团。内心倾向于皇上的人，或者有求于皇权，未来给自己谋取进一步升迁的空间。
申时行这样做的目的，是在拉近皇帝与文官的关系。把言官“直怼”皇帝的压力，分摊给他们各自的上司。
此招一出，在他辅政期间，朝堂“乱咬”的现象，基本绝迹。
如果张居正是刚猛的理想主义者，那么申时行便是柔弱的现实主义者。这种柔弱并不是性格的懦弱，而是申时行看透明朝的两个本质问题。
一、首辅最大的任务，是促进文官和皇帝之间，互相信赖与和谐。
二、明朝最大的问题，是朱元璋为了解决王朝问题而设立的言官体系，已经成了阻碍王朝发展的最大问题。
为此，他必须牺牲士大夫所重视的一些原则，扮演一个“和稀泥”的老油条，去弥合文官和皇帝割裂的君臣关系。
如此，庙堂可安。
PS：不得不说，在官僚化的大明王朝，申时行才是绝世高手“风清扬”。
一个政治上的幽灵，官场上的鬼才。似乎什么事都没做现货配资门户，似乎什么事也都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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